纵观中国近代历史，随着多个开埠城市的迅速发展，城市建筑业日趋兴盛。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职业建筑师群体成型，华人开办的建筑事务所如潮水般涌现，《近代哲匠录》所收录的华人自办、合办事务所就有106家。其中，建成项目多达两百余项的华盖建筑事务所，是中国近代建筑史上一家极具影响力的事务所（以下简称华盖）。从正式开办到1952年关闭，华盖的合伙人一直是赵深、陈植、童寯（按合伙的先后时间排序）。

　　三位风华正茂的同学少年，从志同道合起步，在风云变幻的时代中，带领事务所经过了黄金十年的繁荣，也跨过了举步维艰的时日。事务所为当时的中国留下各式各样的建筑作品，三位建筑师的才华与情怀亦谱写出那个年代的理想与奋斗。

　　华盖一开业就进入了事业最繁荣的时期，直至1937年年底。在5年的发展中，华盖的新建项目共计126个（含更名前的20个，不含孤证项目），年平均25.2个，占事务所现所知建成项目的56%，另有一个修复项目——上海火车北站修复，一个雕塑设计——首都新街口广场总理像座设计。以下选取部分建筑项目，一窥华盖在近代中国建筑发展进程中为建立现代化与民族性所作的努力。

　　1930年代的首映戏院、电影院多集中于上海，这类项目在华盖前期仅有3个，却奠定了华盖在电影院设计方面的地位。其中，大上海大戏院是南京路及跑马场剧院圈中最后一个开业的高档电影院。

　　根据陈植的回忆，大上海大戏院是三人共同的创作。其创作着重于体现“新”。华盖所理解的“新”不同于摩登，而是源自他们对20世纪30年代国际建筑界前沿的观察。在30年代之前，上海的影院戏院不乏欧洲古典风格，如夏令配克大戏院（1914）。

　　随着30年代上海电影院爆发式的增长，几乎同时，在跑马场周边，出现了邬达克设计的大光明大戏院和华盖设计的大上海大戏院，前者早半年恢复营业。它们都选择了更为简洁的造型。虽然从类型学上来看，前者属于ArtDeco中的流线式，后者属于“ArtDeco中的折线型”， 但从设计立意来看，都属于求新求突破之作。这应当与电影业本身对新技术的追逐有一定的关系。

　　以投资背景来看，大上海大戏院立面风格本应追随上海流行的装饰艺术风格，其中现代式的元素，应是建筑师主动选择的结果。装饰艺术风格里，“灯光使ArtDeco风格绚丽的色彩体系更加突出”。对室内外灯光效果的追逐正是Art Deco风潮的一大特点。“霓虹灯布满了这些建筑（电影院）的立面，五光十色，充满动感”，“它是所谓‘好莱坞风格’的惯用手法”。

　　从当年的蜡笔夜景渲染图来看，在立面上华盖所突出的正是他们精心设计的8根霓虹灯柱——为玻璃砖柱内贯穿浅蓝色霓虹灯管，玻璃砖断面呈“凹”形。以玻璃砖柱作立面，实际上是极大地简化了立面的装饰，又获得了视觉上的娱乐效果，所以并不显得简陋。而作为背景的下一个层次的窗户和窗槛墙，华盖就处理得极其简单，二楼及以上墙面只做斩假石（pre-cast artificial stone polished），在窗和玻璃砖柱之间的墙面上拉出两组横纹，窗也只选金属细框。

　　从平面组织来看，大上海大戏院延续了通用的影院流线和空间设计。它在西藏中路面宽23.4米，进深40.8米，平面呈长方形，单侧通廊，进门厅就正对观众厅堂座入口，功能一如现在的电影院设计要求。只是偶尔作为上演戏剧用，银幕后还设有舞台，舞台进深仅5.7米，也没有后台准备房间。“前部5层，后部为观众厅，厅内有大挑台楼座，760余席位。观众厅下有地下室。前部进厅高占两层，有跑马廊通向楼座。外立面底层入口处用黑色磨光大理石贴面。”底层平面布置基本对称，从外向内依次为堂座出口、楼座出口、辅助用房、厕所以及正中的入口。

　　而在平面上门厅、观众席、舞台空间完全对称的情况下，各个小房间的设计则灵活多样，门厅很浅（约6.5米），就需要分散并加快人流的引导来调和这个矛盾，华盖的做法是将楼座的楼梯间和疏散通道直接对外。新的矛盾是这样减少了可出租的沿街商铺的面积，于是华盖在利用北面必须留出的3米宽的通道作疏散，余下的立面尺度完全对称的前提下，在轴线以南多布管道井，使得此侧一层立面封闭，而轴线以北的立面得以开敞，得到两间门面。然后改变南侧上楼座的楼梯间，从入口逐渐变窄，既插入了管道井又自然地引导了人流的方向，有机而生动。内墙都转圆角，更加流动而人性化，又与室内天花的平行的曲线灯带遥相呼应。

　　上海恒利银行为陈植、童寯合作设计，仁昌营造厂承造，1932年11月动工，1933年8月建成。该银行由上海的“宁波帮”北仑小港李氏家族的第三代李咏裳（1871—1953）投资，1928年开办。

　　恒利银行主入口位于建筑东南角，也是道路转角，是人行到达时建筑最容易被注意到的部分；设办公室的银行主入口位于建筑东北角，内有独立楼梯连接夹层办公。二者之间由实墙隔开，仅在首层有一狭窄通道相连。

　　楼上出租写字间给多家公司办公，与一楼北侧的银行办公完全分离。它们在东面即沿街面建筑首层的正中位置共享一个交通门厅，名为“恒利大楼”，采用环绕电梯的三跑楼梯模式，在建筑西北角的楼梯也仅为楼上所共享。其平面选用了中间通道、两边房间的模式，有律所、诊所、绸庄、同乡会、贸易公司等各色商户，五楼则是更小的办公单元，东向5个房间享有露台，实际使用时有4户为住家，另一户为纱布号，内部为五金号、贸易公司，还有两户住家。南侧银行营业区的楼梯也通往楼上，达到最大效率。保管库的设计也较独特：“银库设于该屋之第一层，盖为避免沪上巨水为患，水浸地窖殃及金库之虞。保管库采用新通公司承办最新式之保管箱及库门，设置于夹楼北隅，由底层仰首在望，顾客租用，极感便利。”

　　换句话说，立面设计、入口设计、夹层设计是它的三大亮点。恒利银行的立面确以“垂直线条处理”，带有“装饰艺术派风格”，这些线条都带有功能性。大楼沿河南路立面主体部分高宽比接近3:4，沿天津路立面则是立面长度与到露台女儿墙顶的高度之比为3:4，而更小的尺度也近似于此比例。平面上仍然讲求比例和对称——长边以窗六等分柱间，短边柱间距等于长边柱间距的一半，短边柱间三等分，故能在立面上取得与长边一样的韵律。转角为45°斜线，造成转折处到长短边柱子的距离不等，所以短边加一条窄窗，长边为一片墙，长边三跨立面上以中线对称，第四跨和短边一样加两条窗，再由转角处窗下的水平短线条联系。

　　入口的空间序列设计也是该建筑的亮点之一。这道开在转角的门并非让人直接进入银行大堂，而是先进5米高的门洞，然后身体左转45°，再上五级大理石台阶进入约正常尺度的门，穿过约1.2米（长）×1.6米（宽）×3.6米（高）的空间右转，两层高的大堂就扑面而来。抬头即可见恒利银行夹层的保管箱，但客户用的楼梯在尽端，可见而不可得，也仅有这一部楼梯可达且只到夹层，想来可以保证其安全性。

　　恒利银行大楼的建造正处于战前上海金融业的繁荣末期，也是装饰艺术派在上海大行其道的时期，华盖注重“适用与壮观”的态度，体现了它作为商业事务所的一面，目的在于协调甲方要求，运用自己熟悉的手段来完成设计，稳重而不激进。从设计手段上来看，除了熟练地利用古典比例和装饰式样，注重对称之外，他们还注意试用新技术、新材料来定位本事务所的特点，并且想要发展出属于自己的建筑语言。但新技术、新材料毕竟多经由西方辗转传来，过程漫长，虽为首创，但迅速普及，尚不能称为华盖特有的建筑语言。

　　这一时期华盖承接的行政办公建筑均为政府机构所需，在历史背景下建筑师必须回应“首都计划”对“中国固有式”的诉求。外交部办公大楼（1932年，南京）是华盖的第一次探索，也是华盖第一个获得较大影响的政府建筑。原由基泰工程司设计，1932年9月21日至27日间项目移交华盖。

　　华盖首先改动了总体平面，将原独立的两个工程整合起来。原设计中两栋建筑主要立面均朝西，各自朝向中山路开门，最终方案则从中山路引入辅路，设置环岛，两栋建筑均朝向环岛，主要立面调整为南北。华盖设计的平面也呈T字形，基泰工程司的方案平面布局成为华盖设计的依据，只是根据调整的任务书做出稍许改动。办公大楼整幢建筑通面阔51米，通进深55米，面积约5050平方米，原方案通面阔约67米，通进深约48米。整个中轴序列上的内部空间与外部体量都缩小了，故而形态上呈现出的是前部建筑由凸出改为凹进，后部建筑由横向改为纵向。

　　The China Reconstruction & Engineering Review

　　（《新中国建设月刊》）1934年7月刊登的介绍文章称，这种平面是为了方便图书馆和花园二期施工，文章刊发时一期主体已经完成。

　　室内外风格大异，室内以借鉴中国传统建筑室内装饰手法为主，这种做法在当时可能也颇为流行，如董大酉五角场自宅外部为现代式，内部天花仍用彩画。办公大楼主要结构构件如柱、梁、枋等均上施油漆或彩画，但结合了现代化的地面铺装，如大厅用淡红色水刷石，局部间或镶嵌黑色，室内走廊大面用浅绿色马赛克，四周用深绿色马赛克作为边框；顶部明装的日光灯和墙上方形的古铜色壁灯并置。

　　此时华盖未沿用已出现的全面仿古和在西式建筑上加盖中国式屋顶两种解答“中国固有式”的模式，而是自创了在平屋顶檐口出挑少许，下部用同色琉璃砖做成简化斗栱装饰的新模式。实际上大楼主立面采用了古典建筑三段式构图法，分基座、墙身和檐部三部分，檐部设计进行了创新，墙面用褐色面砖贴面，底层半地下室部分的外墙用水泥粉刷，象征基座。“该大楼为首都之最合现代化建筑物之一；将吾国固有之建筑美术发挥无遗，且能使其切于实际，而于时代性所需各点，无不处处具备，毫无各种不必要之文饰等，致逊该大楼特具之简洁庄严。”童寯曾对长孙童文提及过，此建筑立面灵感是从西藏布达拉宫的造型中获取的。

　　不过据刘致平（当时的绘图人员为刘致平、沈仲山等）回忆说：“建成后大家都不满意，童先生和我也不满意，我们觉得民族形式的建筑应更为丰富多彩，这种在西式建筑上加中式装饰的作法很不足取。”童寯在《建筑艺术纪实》（1937）一文中认识到，“当建筑物增高，窗户的重要性增大，屋顶与基座作为中国特色的意义就减小了。在高大的结构物上，此类表面装饰就显得肤浅。这种装饰除了情感上的意义外，再无其它，也几乎看不太出了。失望的心情常促使建筑师把中国式的处理集中到视线高度，通常也就在入口大门上”。外交部办公大楼在立面加中式装饰的地方主要有檐部模拟斗栱、顶层的窗间墙、阳台下挑出的梁头和阳台栏板、入口门廊饰有简化的蚂蚱头。

　　华盖对自己作品的公开介绍里唯一一次提到“国际式”，就是在《中国建筑》 第3卷第3期首都饭店项目说明里描述的“建筑式样为国际式”。这也是战前华盖设计的唯一一座旅馆建筑。

　　首都饭店是业主中国旅行社所建最大的招待所，“自1934年夏开工到1935年8月开业，历时一年”，并可以其新加坡分社1936年出版的《行旅指南》作旁证：“本社......于各地建置招待所，设备不必图其绮丽；而清洁卫生，侍应周到，则当严格要求。......最近落成之南京首都饭店，规模较为美备”，配上南京城市建设档案馆图纸纸面所签修改时间“二十三年十二月”和“二十四年一月七日”，基本可确认首都饭店的设计建造时间当在1934年，并非此前各资料语焉不详的1933年。

　　首都饭店是一座平面‘八’字形的四层大楼，如两翼展开，依科学化设计，采取立体式，纯钢筋水泥建筑，东西长八十步，南北宽三十步，外观已极尽富丽庄严。屋的前后左右，均有广场，可以通车马。屋顶有花园，凭栏远眺，南京全市历历在目。有大小房间46间，每一房间内均有浴室、瓷盆、衣柜、写字台、新式桌以及化妆台、抽水马桶等，房间床铺均为席梦思，软绵适体，舒美无比，一切布置陈设，华丽雅静，餐室则高广轩敞，悉合卫生，并备有冷热水汀，随时调节气温，旅客身处其中，所得精神上之安慰，感到生活上之满足，殆非楮墨所能描写万一者。”

　　首都饭店“已基本将造型加以净化，而且平面根据功能与地形的特点做成不对称形式，是同期建筑中手法较新颖的一座”，也颇有现代主义的特征。

　　从首层平面图来看，主体平面呈折线形，“建筑的每一条边线都与邻近的基地边线平行，复杂的基地形状产生了一个复杂的建筑轮廓，产生了一种自由的现代感”。一层的锅炉房和餐室凸出于主体，西北端的活动室与主体的交接也显暧昧，童寯重复了1931年赵深设计铁道部购料委员会时的做法，即辅助功能与建筑主要功能体量在平立面上的双重脱离。辅助功能单层化、洞口宽度标准化、与主体建筑以室内通道相连，建筑表面仅“粉水泥打毛”。

　　本书试图从三位合伙人的学习与生活经历出发，基于社会历史背景和中外建筑发展状况，对华盖事务所19年的历史及其建筑实践活动展开详细叙述与全面解读，包括其人员、项目以及运营机制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变与不变，思考它之于当代建筑事务所运作的价值与意义。

　　全书从纵深方向和文脉广度上，尽可能构建一个近代中国较早的现代建筑事务所的完整面貌，呈现于各位读者，以这样一个个案研究，认识和思考中国现代建筑的发展之路及其历史文化特征，甚至还可能促进读者反观在当代语境之下，一家建筑事务所可能的成功途径。希望本书也能成为一把钥匙，吸引更多的人去挖掘相关方向的历史资料，共同构建中国近代建筑史的各个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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